是的，恕本来离不开敬。
在他的理解中，太虚是对天道的形容描述，具有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的存在特征，惟其如是，天才足以成其为永恒的天道，而根本不同于有时而腐的金铁、有时而摧的山岳等有形之物，正因为是无形无相的，方才是太虚的本色。（牟宗三，第377页）这里的三义说基本可从，然太和不能是创生原理，它只是创生原理之状态或结果，否则太和便成了道体本身。
故语道至于不能象，则名言亡矣。（《张子语录》） 这是说，子贡对于孔子所言的性与天道始终不能明白，故说不可得而闻，原因在于子贡采用的是耳之闻的方式，而性与天道跟文章有所不同，是不可以用耳闻的方式来获得的，因为耳不可以闻道。第三，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，这是张载太虚论的究极之论，天道为实，故为至虚，意谓天道超越于任何具体物之状态便是至虚。但是，任何诠释必须建立在一个理论标准的基础上，从形而上者必须是绝对的独立本体这一立场看，朱子反对太虚道体说的上述批评是有充分理据的，即便承认张载的以清该浊、以虚该实的说法成立，但清虚毕竟是相对成词的概念，是对道体存在样态的形容描述，故其本身不能成为独立的形上存在。张载哲学的理论性质应归属为道学，其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型塑意义。
（《经学理窟》） 子贡曾闻夫子言性与天道，但子贡自不晓，故曰不可得而闻也。四、性即天道的道学纲领 侯外庐曾指出：‘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。二来，所谓性善者，不是后来人性善恶的性善，而是指人的资质的美恶。
《性自命出》的作者，有人认为是子思，有人认为是公孙尼子，有人认为是子游。因此，我们对子游思想的考察，主要依据两种文献：一是传世的先秦文献，尤其是《论语》。事实上，简文的其性一也，是顺着之前对人性的一般的存在与活动方式的阐明而言的(第1、2章)，也是对比于万物各有固定的性(其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一致的)而人性具有种种可能性而言的(第3、4章)，并不是主张人性是普遍的、完全的相同。(15)从现有的资料看，它很可能是儒家对这些问题的最早的主题化探讨。
(21)梁涛也认为《性自命出》作者为子游(参见梁涛：《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》，第28～31页)。但子游却识别出了他，依据了两点：路不走小径，没事不到邑宰之室。
从《性自命出》看，子游对于人的德行与内心活动的关系，有一种清醒的认识。至于它们的关系，或许并不是谁引用谁的问题，(25)更可能是一个思想的原始表达与成熟表达的关系。考虑到讨论的深度、表述的成熟度，以及对礼乐关系的把握方式等等，《乐记》应是在《性自命出》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挥。由于对内心的意识现象和情感活动的长期关切和反思，在《性自命出》中，子游展示出了一条以人性发生学为根底的，以天、命、性、情、道、义等为逻辑环节的新的思想道路。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为道，修道之谓教。(39)而善不善的差别，可能发生在人际之间，也可能是指个人内部。(14)这样一种由外而内的考察方式，与孔子所说是一致的。……教，所以生德于中者也。
《性自命出》则说，天降而有命，命中蕴含了性。从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等记载看，子游得力于礼乐之教，尤其对乐教有深入的领会，故其学重本。
(37)但竹简的意思，更准确说，好恶就是人性。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：《复旦学报：社会科学版》第20204期 内容提要：子游是孔门后期弟子的代表人物，是儒家心性之学的肇端。
其后，子游学派《礼运》说：礼义也者……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，圣王修义之柄、礼之序，以治人情。它虽不是立竿见影的措施，却是培本固原的方法。那么，后者实际上是对孔子习相远的进一步阐明，代表了孔门七十子的共同见解。⑧《礼记?祭义》云：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。它肯定人性资质固有的差别，但更强调人性相同的一面，包括：人性的存在、活动、作用方式，以及生存的可能性。(《荀子?非十二子》)(23) 荀子说，子思(和孟子)的五行说，乃是根据往旧见闻而自造新说的结果，却自称是孔子之言，后人也以为是传自于孔子和子游。
他的好乐倾向，在早年便已显露。(16)姜广辉说：《性自命出》说：‘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。
如此，则性各有阴阳，善恶在所养焉。与之相似，子游曰：丧致乎哀而止。
这句话与《中庸》天命之谓性相近，但区别也很明显。在人际之间，如上面提到的性善者便是善，若再有性恶者便是不善。
但这一立论与批评，能否切中此间的核心关切，则未必。这是针对过于注重外在文饰、舍本逐末而言的，与孔子之意相承。(钱穆：《论语新解》，第293页) (35)子曰：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(12)子张的格局虽大，但问题是较少用力于为己、为仁。
凡人虽有性，心无定志，待物而后作，待悦而后行，待习而后定。物至知知，然后好恶形焉。
一出于深爱，可以发自内心地有好的照料、好的颜色，但未必能够让父母感到尊敬。可见，在后世子思之儒、孟氏之儒的自我认知中，五行说与子游有一定的渊源。
但子游的不足，不是缺乏深爱，而是深爱无节，以至于缺了敬意。前三科的代表，都是前期弟子。
这个方面，子夏是有所欠缺的。(32)关于道四术的理解，分歧很大。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孔子这样说，目的是为了凸显后天为学的重要性。
看上去，这与对子夏的回答相似，都是要回归内心。而是从对此人的整体把握中，去理解和体贴这些具体行为的意义。
子游的重本，应与乐教有关。(《论语?子张》) 曾子也有类似的评价。
(39)关于善不善，学界大体有两种理解：一是有善、有不善。今日若重论道统，在孔子与子思之间，除了曾子之外，还应当有子游的位置。
